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os）坐在飞机上，正等待起飞去辛辛那提作数学演讲。这时，有人过来告诉这位一只眼睛失明已久的数学家，合适的眼角膜捐赠者已经找到，他需要马上到医院做角膜移植手术。
但埃尔德什拒绝放弃演讲。在老人看来，数学似乎比他的眼睛更重要。朋友们不依不饶，再三说服下，埃尔德什最终走下了飞机。
谁知刚进手术室，他又跟医生吵了起来。因为医生为做手术，把灯光调暗了，这让埃尔德什无法看书。情急之下，医生只好给孟菲斯大学数学系打电话——“你们能否派个数学家来，以便手术过程中埃尔德什能谈论数学？”数学系满足了医生的要求，最终手术顺利进行。
这位迄今最多产的数学家，只有停留在数学领域，他才充满自信，一旦离开这个领域，他几乎一筹莫展。
埃尔德什终身都生活在亲友的照顾之中。他不会关窗户，不会使用淋浴器。在1948年的一次聚会上，35岁的埃尔德什总是系不好鞋带，只好当众伸出脚请人帮忙。
8年多以前，因为觉得埃尔德什“为人笨拙，不循常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只愿跟他续签6个月的合同。尽管薪水很低，埃尔德什一点也不在乎。他仅有的津贴和薪酬都给了亲友、同事、学生甚至是陌生人。在街头每遇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总会给些钱。20世纪60年代，已经声名卓著的埃尔德什应邀在伦敦讲学一年。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一个乞丐问他要份茶钱，埃尔德什便只留下少量生活费，把口袋里剩余的工资，都给了乞丐。
他自己则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除了钱，他还不喜欢与异性打交道，这也让一些人传言他是同性恋。他对女性的裸体极为讨厌，甚至还为此遭受戏弄。上世纪40年代，埃尔德什参加了给战乱中的中国募捐食物的活动。有些家伙知道埃尔德什讨厌裸体女人，便提议如果埃尔德什和他们一起去看脱衣舞，他们就捐献100美元。为了募捐到这100美元，埃尔德什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这位匈牙利籍数学家，经常带着两个尚未装满衣物的旅行箱在德国、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地漂泊。这两个箱子，便是他此生全部的家当。
对数学界经常会发生的成果优先权之争，埃尔德什似乎也毫无概念。“保罗是独一无二的流浪的犹太人，他周游世界，把自己的猜想和真知灼见与其他数学家分享。”曾与埃尔德什合作过的索伊费尔说。
在普林斯顿的大街上，人们会看到埃尔德什走来走去，挥舞双手，并旁若无人地比画着。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时，埃尔德什往往是在研究某个数学难题。而朋友需要做的事情是，看着他以免他走丢后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一次，朋友一不留神，埃尔德什就走丢了。最终，费了好大的劲儿，他们才在一堵墙前找到了埃尔德什。他因思考不出数学难题，正以头撞墙。
有时候，为了讨论某个数学难题或数学发现，埃尔德什会彻夜不停地往公用电话里塞硬币，给世界各地的数学家打电话。他能记住这些数学家的电话号码，却记不完整他们的名字。
埃尔德什还常在凌晨4点时，到数学家特洛特家的过道里，然后走到床边，问对方“是否大脑敞开了”，要跟他讨论一些问题和假设。
有关数学的讨论，甚至还给埃尔德什带来了麻烦。1954年，美国移民局官员拒绝给埃尔德什再入境签证。在埃尔德什的档案上，他们发现埃尔德什曾给1949年辞职回国的华罗庚写信讨论数学问题。官员们担心埃尔德什写给华罗庚的信中那些宛如天书的数学符号可能是密码。
当然，数学也曾给这个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人，化解过危机。埃尔德什在外出时，经常不带身份证。1963年，他在洛杉矶因不遵守交通规则被扣。就在警察准备把这个身无分文的人送去监禁时，埃尔德什掏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厚厚的论文选集《计算的艺术》，卷首插图里他那笑容满面的照片，为他换得了自由。
在埃尔德什的眼里，只有数学是完美和永恒的，值得他终身去热爱和追求。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埃尔德什几乎每天研究数学19个小时，为此他经常用兴奋剂来刺激自己。朋友劝他休息时，他总是回答：“坟墓里有的是休息时间。”而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个数学家就是一台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的机器”。
1996年3月，在逝世的半年前，正在作报告的埃尔德什中途昏倒，与会者均大惊失色陆续离场，主讲人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则是，“告诉他们不要走，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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